希腊伯利克里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对古代人类文明有何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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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是雅典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毕生致力于经营奴隶主民主政治，扩张雅典的势力。他促进了雅典奴隶制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繁荣，在历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伯里克利倡导的泛希腊事业和建立雅典霸权的活动，是对盟国的勒索和压迫，但也有利于希腊世界的经济发展和趋于政治统一。

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存在于雅典的一种仅限于公民集体成员的民主政体。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称之为奴隶主民主政治。

现代西文中的民主(德摩克拉西，democracy)一词由古希腊文“德摩克拉提亚”衍化而来。古希腊文中的“德摩”有“人民”之意，“克拉托斯”意“主权”、“权力”。两词合成一个即“人民主权”(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它可能最早出现于雅典，是雅典平民与贵族长期斗争的产物。因而“民主”一词最早是在雅典得到使用的。希罗多德的《历史》提到这个词(《历史》6.43)。 雅典民主制思想的根源可追溯到原始氏族民主的观念。约在公元前8世纪贵族政治取代王政，改变了政体直接发展为君主专制的方向。公元前594年，梭伦在平民推动下实行改革，解放负债平民，促进了包括中小土地所有者在内的公民集体的形成、巩固，提高了公民大会在政治决策中的地位，建立公民普遍有权参与的民众法庭以及400人议事会，为民主制奠定扎实的基础。公元前509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地域原则划分政区，建立抽签选举产生的500人议事会和实行陶片放逐法，进一步削弱贵族势力，民主制得以确立。公元前461年，厄菲阿尔特民主改革彻底废除贵族会议政治特权，完善民主制。至伯利克里时代以及前4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民主制已相当成熟，包括如下主要内容:最高立法、执法与行政权力机构是公民大会，每13天举行一次。公民均在大会上有投票权、辩论权、提出动议权。所有有关国家的重大事务，包括重大案件均由大会以多数票表决。附属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是500人议事会，职能是在公民大会休会期间主持国政，为大会准备提案，监督各级公职人员。议员从30岁以上公民中抽签选出。日常司法机构为民众法庭，审判员也由30岁以上公民中抽签产生。此外，还有隶属公民大会和500人议事会的众多具体行政、军事机构，多由10人组成，如将军会议、公卖员、市场监督等。成员均通过抽签或投票产生，无财产资格限制，无职业官僚。某些低级公职，如记录、警察等则由奴隶充任。为保证公民下层积极参加公共生活，国家对许多公职、甚至观看文艺演出都发放津贴。这是建立在社会上一部分人(公民)对另一部人(奴隶和外邦移居者)以及附属国压迫、剥削基础上的有限民主制。但在古代各地专制横行的条件下毕竟是较先进的政体，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它对其他邦民主制的确立有重大影响，对雅典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古希腊众多最杰出的哲学家、戏剧家、历史家、美术家、修辞家等等或是雅典人，或长期在雅典生活，这无疑是公民民主生活的结果。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雅典民主思想曾被资产阶级思想家发掘出来，成为反封建的锐利武器。在古希腊，民主是指一种国家形式即政体，按近代政治术语称之为民主政体、民主政治、民主制。而按照希罗多德及其他古典学者根据当政人数及其宗旨和方法手段划分政体类型的传统方法，可分为三种正宗政体及其相应的三种变态政体：实行一人统治的为君主制和僭主制；体现少数人统治的为贵族制和寡头制；实现多数人统治的则为民主制和极端民主制（或称暴民政治）。在本文中所说的民主，乃是奴隶占有制城邦的一种政体。这种政体在把整个城邦的利益置于首位的同时，确实能够保证绝大多数公民有一定的参政权利，使其对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积极影响，确实能够使绝大多数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一定保障。

根据目前史料，古希腊城邦中，雅典民主政体的建立在时间上先于其他城邦，因此可以认为雅典是古希腊民主政体的发源地，而雅典民主政体的成因即可视为古希腊民主政体的成因。这些成因不外是：原始社会民主遗风；工商业发展及独立小生产经济的稳定；平民力量增强和贵族内部的分裂；以梭伦等为代表的个人作用等等，均为雅典民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人类社会中的民主历史长河的源头，可追溯到人类的史前时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说到：“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和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尽管史学界关于原始民主因素对日后各国家尤其对雅典的影响仍有分歧，但是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都承认，雅典民主蕴涵有原始民主的遗风。在生产力不很发达的情况下，原始民主有效地平衡和协调着氏族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原始民主内容主要包括：氏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等内容。而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私有财产等社会因素的萌芽，原始民主在一些原始氏族中过渡到军事民主制。恩格斯曾将这种军事民主称作原始氏族制度“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军事民主制下的人民大会、部落议事会和军事首领这三个氏族部落管理机关，也体现氏族制度的民主原则。总的来说，原始民主因素在世界各地进入国家后影响不甚相同，而对雅典的民主制的影响却是显著的，雅典民主机构及运行机制，一定程度均带有原始民主遗蕴。因此雅典民主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原始民主的影响。

雅典民主在承继古代原始民主遗风的同时，其本身经济的发展也是促进雅典民主制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因素。雅典的自然条件决定其工商业的迅速崛起。经济作物种植、工艺品乃至航运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雅典商业利益远远超出了其城邦的边界，甚至远达西西里、埃及、腓尼基等地。这些说明了雅典工商业活动的兴盛，其造就的工商业奴隶主，在雅典民主发展轨迹中发挥了不小作用。工商业的发展也为中小手工业者和小农阶层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机会，开辟了更广的财源。目前史学界关于雅典究竟是商本还是农本社会仍然有分歧，但是雅典工商业以及小农经济的发展，的确为民主制产生造就了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

而推动古代雅典民主政体演变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广大自由平民的斗争。雅典相对广大的地域，众多人口，加上既能发展农业又能发展工商业、采矿业的自然条件，为中小所有者队伍即平民力量的扩大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独立的中小所有者数量众多并且有力量，是发展民主、巩固民主不可缺少的因素。强调平民在民主政体的作用，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论述的重点之一。平民即社会中下层群众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壮大，构成了民主派的骨干力量和基本群众。这里说的社会中下层群众，主要指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的、梭伦改革划定的，第三、四等级，第三等级包括中小工商业奴隶主和小农阶层，第四等级主要是无地贫民。而正是由于工商业与小农经济的发展，民主力量不断壮大，贵族势力相对削弱，从而引起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一般认为平民是民主政体的中坚力量，因而社会中下层群众力量壮大，促进了民主确立并成为雅典民主坚实的阶级基础。

从三大悲剧家的创作分析古希腊戏剧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和特点

在辉煌灿烂的世界古典文明中，古希腊文明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珠，“辉煌属于希腊，宏伟归功于罗马”。近现代的西方人，似乎对古希腊罗马文明怀着一份无法释怀的感念，奉它们为西方文明之根。与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不同，而古希腊的政治制度具有很强的民主性，是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但是，古希腊璀璨的民主政治是如何形成的呢?

地理环境

为什么在古代东方文明国家一般都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在地中海的希腊世界却产生雅典这样的民主典型呢？思考这一问题的人们常常首先瞩目于雅典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并力图将此说成是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决定注因素。但这不能让人信服。与雅典地理条件相似、同属于希腊世界的某些城邦国家如科林斯、麦加拉建立的却是寡头政体。可见，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不能否认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包含着地理环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应当说，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是其经济、政治、历史及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古代雅典国家形成时已具有相当高度的社会生产力。这是雅典国家一开始便卞同于东方文明古国的特点之一。荷马的英雄史诗表明，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希腊地区已经使用铁器和牛耕。东方文明古国形成时期要比淮典国家形成时期早得多，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却要低下得多。埃及在古王国时代还主要使用木犁、木器来耕作。到中王自时代在埃及才出现青铜工具。铁在新王国时期还因其稀少而被视为贵金属——此时距埃及统一国家形成已经历了大约1000年。马克思曾认为，这种过于低下的文明程度和广大的幅员是需要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的原因之一。而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则使雅典国家形成时期在农业、手工业方面都存在以个体经营为主的生产活动方式，在此基础上，便排除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其次，以雅典的地理环境和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为背景，古雅典国家形成时期便具有自身的社会经济活动特点。

位于阿提卡半岛的古代雅典境内群山起伏，不利于发展粮食生产，但园艺、畜牧、植果、养蜂业却颇为兴旺。阿提卡拥有的银矿、粘土等矿藏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三面环袍阿提卡半岛的爱琴海与地中海相连，阿提卡西岸的几个天然良港使雅典人有发展航海贸易的便利条件。对外来浪食的依赖和出口手工业产品和衣产品的必要，使阿提卡居民不断扩大对外交往，与海外建立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样，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阿提卡社会已有了较发展的商品货币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经济的局面。这时，雅典己成为地中海东部经济、贸易、文化的中心。在梭伦时代，“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象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口沟本身了。”[4]与之相反，古代东方文明国家普遍地以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象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5]“这些田园风味峋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6]。

再次，雅典国家产生时的生产力状况、地理环境和经济活动的特点使以血缘关系为纽他人氏族组织受到较彻底的破坏。氏族组织受到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基础上的私有制的扩大和发展，尤其是随着土地的抵押、转让、买卖而普遍化了的土地私有。梭伦时代公开以立法确认土地私有和买卖。尚在梭伦之前，土地私有已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土地买卖扣私有破坏了氏族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土地公有。另一方面，在较发展的商品经济活动力基础上，阿提卡居民对外交往频繁、同外邦人杂居现象极为普遍。这使建立在血缘关系丛础上的氏族组织难以行使正常的管理职能，以至逐渐丧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较彻底地破坏了氏族组织，阿提卡居民在商品货币关系中民立了自由、独立的身份，初步连立了相互平等的关系，这为他们在国家形态下重新组织起来时建立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关系背景条件。

马克思所认为的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文明古国是什么情况呢？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概念，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即使退一万步说，至少，土地也是属于国家所有。第二，亚细亚社会的基础是村社制，每一个村庄通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达到自给自足。第三，中央集权起着支配作用。这种权力是：在历史过程中确立的，这是由于要使农业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而必须举办水利工程）和其它公共工程的那种环境造成的结果。”[7]

如果我们只着眼于上面所讲的情况，那还不足以说明雅典国家民主政治产生的必汾性。一国的政体，并不仅仅简单地适合着该社会的环境和经济关系。一国统治阶级中各个阶层、各个派别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取得领导权的那个阶层或派别的政治意识，对该国政体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雅典较为发达的海外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雅典社会产生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工商奴隶主阶层。这个阶层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就已存在，随着其财富的与日俱增而要求取得统治地位。如果说旧氏族贵族富有者曾用”六一”租、债奴制使雅典小农、手工业者不断破产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统治下的话，那么，工商奴隶主则竭力要求保证自由小农和手工业者独立存在，这样，才能保持对外出口的货源和国内的消费市场。于是，工商奴隶主和自由小农、手工业者可以在经济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树起政治联盟的大旗。结果，在以梭伦为代表的工商奴隶主领导下的政治改革使雅典国家较早地废除了本族债务奴隶制，规定了最高占地限额，在雅典国家保存了大量的自由民小农、手工业者和自由的城市贫民。乙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8]这些人是拥护和支持民主改革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而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国家，王室和贵族都拥有规模巨大的农庄和手工作坊，占有众多的奴隶和各种类型的依附农民，这是形成君主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以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雅典平民是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来建立民主政治的。在改革的过程中，并无明显的内战、暴动、流血的痕迹。同时，被从独占的统治宝座上推翻下来的土地贵族，在新的民主政体中也还有一席之地。考虑到工商奴隶主中相当一部分成员就是从土地贵族中转化来的，他们之间在经济上还有着相当的利益一致之处，于是，在他们之间实现政治妥协就存在可能性。见闻广博的梭伦或许总结过其它国家政治改革的经验，以至他在政治改革中对贫民、对土地贵族都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这就使妥协能成为现实。结果，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各阶级、各派别都在民主政体中共容。民主政体是照顾到相互妥协的奴隶主自由民各阶层利益的政体形式。

私有财产

荷马社会的土地制度处于公有制向私有制并存的阶段, 到古风时代希腊的土地私有制逐渐确立起来, 并在晚期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这种明晰的土地所有形式和观念与东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中国为例, 在战国至西汉期间, 土地私有制虽已出现, 但还未成熟和完善。土地最高所有权实际上属于国家。首先是中国历史上过早形成的专制王权阻碍普遍的私有制的形成,“空前强大的国家集中地主阶级的权力并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农民的土地经常为贵族、官僚和商人地主兼并, 这种大土地所有制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其次,在荷马时代已开始的商业往来至大移民时代(即古风时代)已发展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商业活动, 这自然有力地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完善和成熟。而在中国, 春秋至战国时代, 由于铁器的运用和生产力的提高, 商品生产和交换得以发展, 但他们只局限在一定范围内, 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 它“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已有的专制王权又进一步强化。从战国至汉代, 统治者都利用政治权力对各种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 实行超经济强制。这种官营工商业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民间力量的发展。从而也削弱对土地私有制的稳固占有和排除其他意志的干涉的能力。第三, 在希腊由于血缘关系的破除, 农民因为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反抗贵族对土地的独占, 贵族与平民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但在中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和对统治者的反抗被消解在家族内部, 层层血缘关系网的阻碍使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体无法跨越亲族组织和伦理文化而结成联系紧密的整体, 无法聚集足够强大的力量来获得土地所有权。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古典的时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 国家代替了家族, 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 国家混合在家族里。”两种不同的道路决定了政治制度发展的不同的方向。

人类历史上, 私有财产通常是不义、纷争的根源, 但是到希腊古典时期其私有土地的发展有独特之处, 即土地持有规模的差距是有限的, 如在雅典公民中约有4| 5 的人或多或少的占有土地, 公元前403 年, 弗米修斯提议政治权力应限制在土地所有者阶层内, 据狄奥尼修斯记载, 如果这种提议得以实施, 只有约 5000 公民失去政治权力。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在以农业为主的希腊社会中对政治体制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是因为希腊社会存在这样一种政治原则: 土地是个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基础, 私有土地权与政治权力相互重合。大量的土地所有者不仅可以参与政治生活, 而且土地持有规模的较小差异也使这些参与者在城邦的权力体系中地位相对平等。

为什么希腊会形成如此独特的经济结构、确立有限的私有土地权?这主要根源于其内部的稳定因素——最高利益城邦的存在, 个人对城邦的依赖是对立双方联合的纽带, 再加上外在各种挑战的刺激, 如与其他城邦的战争产生对独立自主和向外扩张的共同要求, 这使他们紧密联合, 也使得希腊立法者可以为了整个城邦的和谐稳定而制定较为平均的经济措施, 亚里斯多德曾讲到, 城邦建立之初,大多数城邦领袖曾平均分配土地。“譬如梭伦, 所订的法制以及其他城邦所传的律例, 都曾经禁止个人不得任意收购过多的土地, 同样地, 另有些法制禁止人们出售财产”。当然这种政策得以实施和维持还有其他原因, 它是和上述贵族与平民斗争间的力量均势以及兵农合一分不开的。亚里士多德曾描述过梭伦改革时两者对立的情势, 梭伦可以凭借任何一方的的力量成为僭主,可见双方力量的不相上下, 这就限制了贵族的扩张。而兵农合一决定了共同体只能实行中小土地所有制, 决定它必须相对平等地分配土地, 以保障全体公民在经济生活中大致平等, 维系共同体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限制, 是在新的经济、政治环境下对“原始社会成长的传统的的改造和利用”。在权力逐渐下移, 民众力量逐渐上升的过程中, 立法者如梭伦等利用传统风俗中的平等和民主因素成功进行了土地的重新分配。相对均匀份地的存在进而又使共同体意识平等传统不致于打破而得以保留, 并且其内涵也得到充实, 孕育另外一种思想形态: 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 人性不断发展,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发现。个人以私有者的身份开始展开各种社会关系, 并寻找政治上的权利来保障所有权。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在人们的斗争中不断扩大, 这也是民主形成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 土地私有制有限度的发展使传统个体家庭自治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自给自足是自由的经济基础, 不论是单独的个人或是城邦”。从荷马时代到赫西俄德、再到梭伦时期, 这种经济的自给性一直使专制权力缺乏生存成长的稳固基础, 古代僭制和寡头政治的命运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于工商业在希腊的发展, 应注意区分政治体系内外两种不同的情形, 体系内部仅少数无地或少地的公民从事工商业, 以商业贸易相对发达的雅典为例, 其经营者的状况如下: (1)雅典的商人阶层人数众多, 但公民中的职业商人却不多, 这一部门的主要承担者是远道而来的外邦人、侨居者和获得自由但没有土地的奴隶。 (2)公民从商是暂时的、 , 被迫的。一旦挣钱便购买土地。种种因素决定了这一现象的出现, 如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出海贸易的风险, 而且它使人们无法参与各种政治活动, 一则是因为“商业不会给人们的生活留下一段无所事事的闲歇”。二则从事商业易遭人歧视, 常被禁止参与城邦政治生活。如底比斯的一条法律曾规定:“禁止十年前在市场经商者拥有公民权”。有学者指出: 公民从商人数很少、时间很短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利润并非社会生产的目的, 人们追求的是需求价值, 而不是交换价值” , 满足个人需求才是生产所追求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阶层根本不可能在政治生活取得主导地位, 但这种社会生产的多样化方式保证了个体私有者的地位,是公民力量壮大和个人意识成熟的物质基础。另外希腊社会虽以土地生产为主, 但在公元前7 世纪以葡萄及橄榄种植为主要内容的园艺业逐渐取代谷物种植业成为希腊农业的主要生产形式, 使公民以市场为中介联系起来, 形成共同的利益, 而不仅是“相同的利益” , 古希腊民主“是许多共同利益、共同特征的人们在一起寻求达致共同利益的最佳方案”。再加上狭小的城邦空间, 使这种普遍的联系更容易形成, 不需要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一个“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来代表他们” , 民众可以自己代表自己在集体中行使权力。

宗教

伯特兰?罗素在描述古希腊的精神世界时, 形容其内部存在着“灵魂的张力” , 一方面是“秩序和理性, 另一方面是无序和本能冲动” , 前者是哲学、艺术、科学的前提, 而后者则出现在与各种仪式相关的原始宗教活动中。宗教与理性精神并存, 神的意志和人的理性共同指导着希腊人的生活。以它独有方式影响着希腊人特有的集体与个人意识内涵的丰富。

希腊的宗教具有很大的原始性, 历史并没有给予它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成长为如东方般包含着一整套宗教哲学原理的神学系统, 从而可以支持对神明的绝对虔诚和神化的君的无条件服从, 它之所以与理性并行不悖, 主要是由于它独特的宗教伦理观念和道德内涵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古希腊在荷马时代也曾经历过君权神授这一观念, 史诗中对“英雄”的崇拜就是神化城邦统治者的表现, 但这种过程被各种因素打断, 尤其是多立安人的入侵,“神授王权”在特殊环境下演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对个人的崇拜为对公民集体和掌握的公共权力的崇拜所代替。据修昔底德记载, 在雅典出征西西里前夕, 城内几乎所有的赫尔密石像被毁认为是推翻民主政治的的颠覆阴谋。公共权力的崇拜是爱国主义的源头, 神的赐予和保护是城邦获得合法性的心理基础, 在这种基础上公民集体的认同性与凝聚力达到了高峰, 并且神化权力把公民塑造为“政治动物” , 公民以积极参政在城邦中追求优良的生活, 实现个人的利益。通过制度学习作用, 个人权利意识也不断提升。

随着城邦的成长和中下层民众经济力量的增强, 大众性宗教逐渐代替贵族提倡的英雄崇拜性宗教, 并在僭主的推动下成为城邦宗教, 他们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 削弱贵族的力量, 大多鼓励大众宗教祭祀和崇拜活动, 如庇西斯特拉图将公元前7 世纪兴起的狄奥尼索斯节(酒神节)定为国家宗教节日。这些城邦宗教的发展不仅具有反贵族的倾向,也大大有利于公共空间的成长和扩大, 对神的敬意和虔诚而展开的各种公共活动, 导致城邦的本质精神因素——“公共领域”的形成, 它是城邦公共生活得以展开的空间,“只有当一个公共领域出现时, 城邦才能存在” , 这里的公共领域包含两个既相关又相异的意义, 一“涉及公共利益的与私人事务相对的部门, 二指在公共面前进行的与秘教仪式相对的公共活动, 这种公开化的要求使全部行为、程序、知识中间回到社会集团的手中, 置于全体人的目光下。”这是公开化也是民主化的过程, 在神的注视下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仪式、庆典、竞技、祭祀活动)开展, 在交往中希腊人被共同的情感紧密又平等地联结在一起。

希腊的宗教是由仪式和神话构成的, 人与神的交往通过集体仪式进行, 仪式过程“作为一种文化表演, 唤起的一方面是范围颇广的情绪与动机, 另一方面是形而上学观念, 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 ,这种精神意识包括对城邦与个人、个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定位, 它所引发的情感沉淀人们的心理深处, 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芬利曾透彻地分析了这一影响, 他认为“国教、神话、传统浇铸加强的共同体意识是雅典实施民主成功的根本因素, 若不是相当多的公民能自我节制, 不逾矩度, ……都不能防范混乱即专制的开端”。

宗教也为个人的理性判断和独立的思想留下了空间, 苏格拉底认为人的本分是学习神明使他通过学习可以学会的事, 他曾把那些对于神明已经准许人运用他们的才能可以发现的事情还要求助于占兆的人称为疯子。希腊宗教以“每个人寻求自己的真理作为基础, 不同于其他的宗教依赖绝对权威,认为每一个人必须从属它”。通过这种方式希腊人达到神的意志与人的理性的平衡, 为个人的判断提供了道德的基础, 人保留着自己的自我意识和个人生活的权利, 并没有淹没在神的权威和神化的公共权力的覆盖之下。这种对普通个人理性判断和独立见解的自信是所有民主政治所共同具有的精神, 不仅为知识、理性的成长提供了土壤, 形成个人参与政治的文化素质基础。更是民主得以发展的巨大心理和精神动力。

神话和史诗在古希腊已成为人们认知传统的方式, 是希腊人第一部重要的人生教科书, 它一方面通过“寓于悲剧中的道德教训警戒人们必须培养一种适当的平衡和对自身真实位置的自觉” ,使其成为当时社会的文化主题, 震撼着人们的灵魂, 约束着个人的放纵肆意。另一方面又通过英雄的追求荣誉、维护个人尊严、肯定自我、追求道德完善哺育了人性的成长, 鼓励了个人的创造性。英雄的个人主义荣誉观在城邦的建立过程中, 在国家的层面上得以延伸, 个人的荣誉与城邦的幸福结合在一起, 使集体意识与个人意识达到了某种平衡。

结语

希腊民主在各种因素下逐渐形成, 在这一进程中,自然环境是基础, 在原始传统影响下形成的私有财产占有的相对均衡与工商业的发展是其成长的经济基础, 而久远的风俗和经济发展所不断推动产生的宗教伦理观念则是其形成的社会心理背景。在这些因素相互影响、融合中, 希腊人发明民主制度的结构和功能,“他们独自摸索, 凭他们自己的自由观念, 他们的共同体的努力, 他们探索的意愿, 还有他们广泛分享的政治经验” ,奠定了民主巩固与成功的根基。

埃斯库里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奴隶主民主制发展不同阶段的社会生活，也代表了古希腊悲剧艺术“兴起－繁荣－衰落”各个时期的最高成就。

1、埃斯库罗斯 ——被誉为“悲剧之父”

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公元前456）是希腊悲剧形成时期的作家。他生活在雅典由僭主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时期，这正是雅典人为祖国自由而战斗的时期。

他出身贵族，公元前490年波斯军队入侵希腊，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埃斯库罗斯参加了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80年，雅典被毁后他在希腊舰队里参加了萨拉米斯海战。对内，他憎恨僭主专制，他的世界观反映在他的创作之中。

埃斯库罗斯在公元前484年首次夺魁，一生中共13次获胜。史料中关于埃斯库罗斯作品数量的记载颇有出入，他共写了70部悲剧和笑剧（一说90部）。

他的悲剧流传至今的共有7部完整的悲剧，其中有1部完整的三部曲。包括《乞援人》（前490）、《波斯人》（前472）、《七将攻忒拜》（前467）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前465）、《俄瑞斯忒亚》三联剧（《阿迦门农》、《奠酒人》和《报仇神》都在公元前458年上演）。

2、索福克勒斯——被誉为“戏剧艺术的荷马”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公元前406）是雅典民主盛极转衰时期的悲剧作家。他的剧作标志着希腊悲剧已进入成熟阶段。

索福克勒斯出身于雅典一个工商业主的家庭。公元前443年他出任联盟的财政主管，后来又两次担任重要的将军职务，公元前420年他曾担任祭司之职。

索福克勒斯在音乐与诗歌方面的造诣很深，28岁首次参加悲剧竞赛，就击败了埃斯库罗斯。据说，他一生写过120多部剧作，在比赛中24次获胜。

他的悲剧现存7部，包括《埃阿斯》（前442年）、《安提戈涅》（前441）、《俄底浦斯王》（前431年）、《特拉基斯妇女》（前429年）、《厄勒克特拉》（前418年）、《菲洛克忒忒斯》（前409）、《俄底浦斯在克洛诺斯》（前401）。

索福克勒斯提倡民主精神，反对僭主专制，宣扬英雄主义思想，强调人对命运的反抗。索福克勒斯在悲剧艺术上的最大贡献是：

他的剧作中很少出现神，他不再借助神力，而是依靠人物性格的发展推动戏剧情节的发展。他取消了三联剧的形式，将演员从两人发展为三人，合唱队减少抒情成分而参加戏剧动作，发挥演员的作用。

通过加强了戏剧动作和对话，使对话在戏剧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成为刻画人物的有力手段。索福克勒斯剧作取材于神话和传说，多描写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与命运的冲突，但终究不能挣脱命运的摆布而走向毁灭的悲剧结局。其中《安提戈涅》是索福克勒斯最出色的悲剧。

安提戈涅的两位兄长波吕涅克斯和厄忒俄克勒斯彼此不和，为争夺王位发生激战，结果同归于尽。克瑞翁以舅父身份继承王位，他宣布曾流亡国外并借助外国力量来争夺王位的波吕涅克斯为叛徒，因而不准任何人埋葬他的尸骨。

按照古希腊神律，一个人死后如果不下葬，他的阴魂便不能进入冥土，露尸不葬，也会触犯神灵，殃及城邦。安提戈涅既不能违反禁止埋葬死者的命令，又不能不遵守必须埋葬死者的“神律”，这就形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

但是安提戈涅义无反顾地埋葬了哥哥波吕涅克斯。最终安提戈涅在牢中自缢。剧中的冲突十分尖锐，气氛非常严肃，剧中的禁葬令违背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受到了先知和长老们的谴责。诗人对安提戈涅寄予很大的同情。

3、欧里庇得斯——“心理戏剧的鼻祖”

欧里庇德斯（公元前485－公元前406年）是雅典奴隶制民主国家危机时代的悲剧作家。他出生贵族，一生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热爱读书，醉心于哲学思考。

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神性与人性、战争与和平、民主、妇女问题等等。他一生共创作了92余部悲剧，现存有18部悲剧和1部萨图罗斯剧《独目巨人》，得过5次奖。

剧作包括《阿尔刻提斯》（前438）、《希波吕托斯》（前428年）、《赫卡柏》（前425年）、《特洛伊的妇女》（前415年）、《海伦》（前412年）、《美狄亚》（前431年）等。

欧里庇得斯剧作反映的是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治、经济危机期间的思想意识。他谴责不义的内战，反对雅典对待盟邦的高压政策，拥护民主制度，提倡民主精神。

欧里庇得斯最早在欧洲文学发现了妇女（18部戏剧有12部写妇女），尤其是私有财产的发展是家庭制度固定下来，婚姻制度逐渐固定为一夫一妻制，而这个制度只是对妇女而言，要求妇女严守贞操，甚至被禁锢在闺阁中，一般来说她们不能参加公共生活，更没有政治权利。

而男子们则可以有外室，可以在外面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或者道德力量的约束。有些妇女不堪压迫，奋起反抗比如《美狄亚》的复仇，也有的是做了家庭的牺牲品；

比如《阿尔刻提斯》中的国王阿德墨托斯命中注定要短命，命运之神告诉他，可以让他的亲人做替身，他就可以免于夭折。

他的亲友，父母都不愿意，结果是他的妻子阿尔刻提斯自愿为他死。反映的就是当时雅典社会要求妇女为男子牺牲一切的不合理制度的悲惨结果。

扩展资料：

悲剧在古希腊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

悲剧世界处于两种世界之间：一是神话世界，此后被认为是属于一个逝去的远古时代，但这个已逝去的时代却仍存在于意识之中；

二是新的价值标准体系，这是随着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地米托克利和伯里克利时期城邦的迅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这种双重世界的参照体系，构成了悲剧艺术的特色之一，同时也成为悲剧行为的推动力。在悲剧的矛盾冲突中，英雄、国王、僭主仍保有英雄式的和神话性的传统，但结尾的胜利却不属于他们：最终的胜利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英雄人物所能实现的，它总是由新的民主城邦所赋予的集体价值的胜利。

在20世纪的下半叶，研究古希腊的学者尤其注重研究悲剧的起源问题。即使他们能给予起源问题一个总结性的回答，但悲剧问题也还是没有最终得到解决。

需要明白问题的实质是在于：从艺术、社会制度和人类思想角度来说，雅典悲剧（或称阿提卡悲剧）所带来的革新，使悲剧成为一种创新形式。

悲剧是具有自身规则和特色的新颖的文学样式，它在城邦的公共节日体系中建立了一种新型表演。此外，作为特殊的表达形式，它还揭示出当时一直未被认识到的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

它标志着人类的内在塑造和责任观树立进入一个新阶段。悲剧的形式、悲剧的表征和悲剧人物这三个方面标志着悲剧现象的产生，并具有强大而鲜明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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